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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之数学原理(7)

第八章  历史率积与历史力积(三)

取代活动的本质,就是对立历史点(甲、乙)之间的互相湮灭。根据历史率守恒定律可知:取代后的历史率积=甲历史率积+乙历史率积

 

符号表示为:(m1+m2)v'=m1v1+m2v2。(等式两边均为矢量和)

 

若改变后的总和历史率积为零,则称为恰好取代。

 

这就是取代规律,对应的物理规律为动量守恒定律。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一句话、权威的精密论证和亲眼所见的事实,都可能引起我们想法的突然变化,并且变化的幅度也有所不同,故而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之说。这个事例反应出的,就是不同意识率积的对立意识点之间的取代作用。

 

根据取代规律可推知:取代瞬间两历史点彼此所受到的历史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这就是取代动力规律,对应的物理规律为牛顿第三定律。

 

取代成败取决于取代瞬间双方的历史率积亦即历史力积的大小,具体表现为若取代过程结束后的内容与取代方相同则取代成功,翻译成经验语言就是“己方兵力强于彼方,则己方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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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假如清军没有得到英国无限量供给的大炮、军官和军火的话,太平军是完全可以击败教练军的。”频见洋炮威力的曾国藩,其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不仅多次在奏折中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的思想和“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到了1857年,湘军水师已有“大小炮位两千尊”,而同时期的清兵则“普遍只有射程小且射速慢的鸟枪”。胡林翼甚至认识到“湖南炮局,……不如粤东所购洋炮之美”。受其影响的咸丰皇帝命令叶名琛大量进口洋铁炮,并在上谕中指出“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利”。

 

在新河战役中,由于“鞑靼骑兵武装的并不好,因为手头只有弓箭、腰刀、长矛和很少几支枪”,因此“联军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而僧格林沁所部的蒙古骑兵却“精锐耗竭”。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中,清军的武器“式样老透了,使用既不方便,又没有杀伤力”。因而“中国人尽管拼命搏斗,结果却还是被打败了”。在八里桥战役中,“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一度认为“刻下夷情愈急,援兵未齐,……稍宽时日,一俟各省官兵到来,兵力稍厚,设法攻剿,以图歼灭”,并“奏请饬统兵大臣激励兵心,以维大局”的奕意识到“查八旗禁军,素称骁勇,近来攻剿,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实瞻识之未优。若能添习火器,……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

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开始,可以追述到1862年率领淮军十三个营防卫上海的时候。……1862年4月,淮军开进上海。黄浦江畔的西洋风貌,令士兵们大开眼界。李鸿章尤其对洋人的炮舰感兴趣。为了一饱眼福,他化妆隐身前往观看。

 

目睹“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也”的李鸿章,“对于先进武器迷信一般的狂热,持续终生”。他一面“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一面建议清朝统治者“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当他看到克虏伯大炮在普法战争中攻城掠地如摧枯拉朽时,“第二年,李鸿章一口气从德国购进328门克虏伯大炮,装备淮军精锐”。

当时济济清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膺封疆,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

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此知有理而不知以理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

 

放眼全国,正如1885年来华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的伊藤博文所说的那样:

(中国)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戊戌之事,因败于日本而然。”“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中国官绅产生普遍醒觉,行动日渐积极,并扩大方向。”诚如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会晤伊藤博文时,回应伊所提出的中国人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等问题时所说的那样:

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此种议论,发之在三年以前,对老耄大臣言之则可。若敝邦近年士大夫,年齿三十以下者,已知此议。各地学校、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知识大开。明此议者,十中亦有六七,无待君侯言之。

具体到个人,以谭、严、章最为典型:

 

谭复生思想约可分为两期,而以甲午为转捩点。甲午前,皆纯乎儒者之言。乙未以后,忽尽弃卅岁以前所作,而为激昂亢进之言。此为其思想之大转变处。梁启超所为《谭氏传》有云:“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镂刻、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

纵观严复一生,早岁从事海军教育,为时虽久,未尝有著作问世。甲午战役之后,乃悉出平日精思所得,倡民权国家之说,以为澄清吾国政治之道,不能仅以西学为用,而必知进化之精神及时适应之所在。

他起初只是潜心治学。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章太炎倾向维新,曾一度和维新派人物共事。

 

“满洲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被迫在1901年的西安上谕中承认“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 舍此更无他策”。“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 

 

“历观全地球近五十年来之兵事,……若夫专制国与自由国相遇,则专制国未有能支者。其一验诸普法之役,其二验诸美西之役,其三验诸中日之役,并此而四矣。”在四大意控点特别是日俄战争的支持下,立宪意识量在思想领域对专制意识量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和有力的取代。正如武吉庆先生所说的那样:

日俄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促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去思考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的优劣。于是,要求立宪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日俄战争结束后,舆论普遍认为,俄败日胜的结局,足以显示立宪政体的威力。

 

自此之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新旧意识量几乎同时得到加强,一时间两者“相摩相荡,……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论战,两者在冲撞和湮灭中逐渐糅合,时人郭湛波对此评述道:

 

所谓曾李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梁的尊孔与崇拜东方精神文明,可说是“正”。自新文化运动起,象胡适、吴稚晖一流人之全盘承受西洋文化,可说是“反”。今日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方要保存固有文化,一方吸收欧美文化,建设一种以中国为本位的新文化,可说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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