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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之数学原理(8)

第九章  历史率积与历史力积(四)

定义有且只有取代动机的理想点为取代动机点,取代动机度系指历史点进行取代活动的意愿的强烈程度。

 

取代动机度=取代历史率积=取代历史力积=历史数×Δ历史率=历史力×时间

 

符号表示为:I=ΔP=Ft=Δm v。

 

这就是取代动机规律,对应的物理规律为动量定理。

取代条件规律:在仅存动机、动力的理想状态中,取代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动机动力兼备,亦即有效取代动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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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条件规律最著名的经验表现就是北民南下现象,即从宏观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北民南下战争多为北胜南败之结局。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财富量远超漠北的中原政权不会率先发动对漠北少数民族的战争﹝无动机﹞,南强北弱时漠北政权也不会轻易发动南下战争﹝无动力﹞。是故战争皆在北强南弱时爆发,其结果自然是北胜南败。

冒顿浸骄,乃为书,……高后大怒,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今……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高后曰:“善”。

 

汉弱匈强的局面和“匈奴贪……嗜汉财物”的本性,导致匈奴屡屡“绝和亲……入盗于汉边”。甚至到了卫青出征的前夕,仍有匈奴“杀略数千人”的记载。与之相反,武帝北征匈奴却是为了使“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其动机在于安定边境而非掠夺人口和财富。

 

早在东汉后期,南匈奴即已“入居朔方诸郡,与编户同……户口渐滋”。三国时代,鲜卑首领步度根“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一心守边,不为寇害”。另一首领柯比能在“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后不久,“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 。入晋以后,尽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戎狄居半”,太原“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南北关系仍以和平为主。“截至此时(299年齐万年被擒)为止,内迁各族的反抗都没有十分扩大,相继被晋政府镇压下去,可是从下一年开始,在皇室与方镇的内乱中内迁各族的问题严重发展……‘五胡乱华’就开始了。”“惠帝失驭,寇盗蜂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自刘渊起兵至耶律阿保机建国,六百年间,汉族政权极衰极盛,因而退出了经验的北民南下规律。439年,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拓拔部征服了十六国后期的大部分政权。5世纪末,柔然逼迫北魏迁都洛阳,随后兴起的突厥又战败了柔然。唐初,突厥为北方的薛延陀所败,不久薛延陀又亡于唐军鼎力支持下的回纥汗国之手。到了840年,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又因天灾和内乱被居住在更北方的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所灭。此后,随着唐帝国的日趋衰弱,北民南下规律又恢复了常态。

 

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因“素不相悦”而深有隔阂。“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将大军屯忻州”,“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加之“太原地险而粟多”,因而河东与契丹的联合,不仅为耶律德光所喜,亦为后唐朝中的有识之士所忌。“敬瑭见契丹帝,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大战而胜,何也?’帝曰:‘始我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不可得进,使人侦视皆无之,是以长驱而深入。我气方锐,乘此击之,是以胜之’。”

 

北宋王朝“将从中御”的军事管理体制,和宋军“招兵太滥、训练很差、军法废弛、军纪败坏、兵力分散”的战术弱点,决定了宋弱辽强的南北格局。宋军在指挥上“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兵势不和,将臣无权”,出兵“必降之以阵图,授之方略”而不可“因机设变”;在战场上“敌人未至,万弩齐张,敌骑既还,箭积如山”,“矢石未交,奇正先乱”。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想和平相处,只好运用战争动机规律了。根据寇准和毕士安在澶渊之盟前后的表现,利用公式F=mv/t,可以估算这一时期辽宋取代动力之差为300千个·币/年2

 

从10世纪末到12世纪初的120年间,辽所拥有的价值力足以使女真人产生战争动机。史载辽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即使到辽朝末年,“马犹有数万群”。羊的数量也极大,“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栅栏,而生息极繁”。幽云和渤海地区已成为辽的农业基地,农产品极为富饶,到金朝初年仍“未尝残破”。然而辽金战争直到阿骨打时代方才爆发且金胜辽败,原因在于直至此时金才具备了超越辽的取代动力。一方面,辽天祚帝“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另一方面,新兴的金政权则“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女真贵族反辽战争胜利后,军事力量大为增强,加上北宋对辽用兵的惨败使金清楚地看到了北宋的腐败无能,从而滋长了巨大的侵略野心。为了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富,以金太宗为首的女真贵族军事集团决定立即发动对北宋的战争。”与北宋一样,南宋统治者也只好使用“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和“嘉定和议”中的价值量来维持和平了。

 

“绍兴和议”以后,金统治地区战乱渐息,价值力因社会稳定而迅速提高。中都、河北、河东、山东等地皆“寸土悉垦”,南阳上等水田亩产高达五石。因而蒙古人直到13世纪才“始议伐金”,其原因非是不为所动,而是“未敢轻动也”。所以才选择先灭西夏,“为从西面进攻中国北方做准备”。早在1161年,蒙古人就曾被金与塔塔儿人的联军所败。但其结果却是“此后塔塔儿人代替真正的蒙古人称霸于蒙古戈壁的东部”。这与汉破匈奴而鲜卑据其故地、唐灭薛延陀而回纥尽得其地并无二致。若是蒙古富可敌宋,金显然不会如此视若无睹,而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13世纪,亚欧诸封建国家大多处于分裂状态,内部矛盾重重,……而蒙古则……国势正盛。”蒙古士兵“兵源广阔”、“坚忍不拔”、“机动灵活”、“勇往直前”,其军事统帅“长于战略战术,善于用兵。”“军事封建势力的形成,……推动着他们实行军事扩张,以便‘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从“海上之盟”到“端平入洛”,宋人两次向怀揣取代动机的对手展现自己真实而虚弱的取代动力。

 

“时女直野人寇边……乃大克捷,斩获生口无算”的动力差距,决定了15世纪的建州女真“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然而“野人剽掠上国边氓,做奴使唤”所暴露出的取代动机,还是让他们“只要有机可乘﹝取代动力偶占优势﹞,就联合海西等部对辽东大肆劫掠,而且这种情况随着明朝的衰败腐朽日益严重”。神宗以降,明王朝“职业尽弛,上下解体”、“饥军哗逃,报无虚日”。努尔哈赤则因创建了动力强大的八旗制度,“自此益强,遂不可制”。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突袭抚顺,分兵四掠”,掳掠“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1642年,在松山、锦州、杏山和塔山的作战中,清军更是对所到之处大肆抢掠。顺治以后,满洲贵族的南下动机有增无减。不仅表现在清廷去信李自成,希望能与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范文程更是直言“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加之“度过了由于皇太极去世而出现的内部动荡”的清秩序点在战争动力上超过了骄傲轻敌的大顺和大西政权、腐败无能的福王政权、无所凭依的唐王政权和内部倾轧的桂王政权,北胜南败之局再度重演。

 

1650年哈巴罗夫报告称黑龙江地区“比整个西伯利亚都要美丽富饶”,弗兰茨别科夫亦报告称如果占领黑龙江,“陛下将获得大量收益,……那时将无需再向雅库茨克运粮。……达斡尔地方比勒拿河更有利可图”。1846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卢比尔特在奏折中提出:“俄国东部地区需要黑龙江,就像俄国西部地区需要波罗的海沿岸一样”,1849年穆拉维约夫亦在奏折中说:“整个黑龙江左岸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矿源”,并宣称“获取黑龙江足以补偿因恰克图贸易衰落而造成的损失”。沙俄的取代动机并未因长达两个世纪的等待而消弭,中国的取代动力却因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应付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跌入谷底。在取代条件规律的作用下,“(取代动力)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已成欧陆首强的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中叶“重新挑起了早年和中国发生过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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