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来到乌克兰(北约)军事入侵库尔斯克地区接近满月之际,仍未观察到俄罗斯做出有效反击的白俄罗斯被迫选择进一步与之保持距离
【据媒体报道】
8月29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会议上表示,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做出在白俄罗斯境外开战的命令。卢卡申科强调,只有“当他们带着不良企图来到我们这里时”,白俄罗斯才会应战。
8月30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从未与“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进行过会谈,也没有和杜罗夫之间达成过任何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从未和杜罗夫有过会面。
8月3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州合法。乌军的行动属于行使自卫权,乌方有权决定“如何自卫”。报道称,这是北约首次表态认可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州的行为。斯托尔滕贝格还强调,乌方未提前与北约商议袭击俄地区的计划。
【讨论纪要】
●对俄罗斯而言,俄白军事同盟的彻底瓦解,将宣告普京政权对外政策的全军覆没,对此,普京政权恐怕很难对俄罗斯社会有所交代
8月29日,距离乌克兰(北约)军事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已经过去了23天。我们注意到当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相关会议上发出“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做出在白俄罗斯境外开战的命令”的相关言论。而在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28日,卢卡申科就“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被捕一事表示“不应对这起事件进行谴责”。而就在同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表示,国际组织应履行其保护言论自由的职责,谴责法国政府针对“电报”即时通信软件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的行为。
对以上事态最新发展,东方时事解读想要着重强调的是:
第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公开就“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被捕一事与俄罗斯罕见“唱反调”,对俄罗斯而言,准确地说,对至今仍未对乌克兰军事入侵库尔斯克地区做出有效反击的俄罗斯而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第二,随着时间来到乌克兰(北约)军事入侵库尔斯克地区接近满月之际(23天),仍未观察到俄罗斯做出有效反击的白俄罗斯被迫选择进一步与之保持距离;
第三,卢卡申科的言论可以理解为,在俄罗斯遭遇军事入侵的情况下,白俄罗斯军队也不打算前往“白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与之并肩作战,反击侵略。显然,在卢卡申科看来,至今仍不敢动用“核学说”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的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在白俄罗斯遭遇军事入侵的情况下,通过“核共享机制”捍卫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俄罗斯,或者说俄白军事同盟,某种意义上说,白俄罗斯早已不再看重;
第四,综上三点,对俄罗斯而言,俄白军事同盟的彻底瓦解,将宣告普京政权对外政策的全军覆没,对此,普京政权恐怕很难对俄罗斯社会有所交代。
●所谓“蒙古独立”的本质是,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成为通过构建雅尔塔体系瓜分世界的美苏两大帝国的牺牲品
在俄罗斯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其最亲密盟友白俄罗斯公开、不断(48小时内连续两次发出信号)与其拉开距离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干些什么呢?有消息称,9月3日,普京将前往蒙古国出席参加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胜利85周年纪念活动。
客观来看,普京将前往蒙古国出席参加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胜利85周年纪念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毕竟当年苏联的对手是纳粹轴心之一的旧日本帝国,可以说,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作战的最终胜利做出的牺牲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普京要选择在蒙古纪念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胜利85周年纪念活动呢?当然,俄方可以以蒙古国为当时参战方为由参加纪念活动,但俄方是否也记得,中国人民在所谓“蒙古国独立”的问题上有着十分不愉快的历史记忆?
众所周知,外蒙古与内蒙古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同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包括现在的蒙古国以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在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在沙皇俄国的唆使和鼓噪下宣布“独立”,并于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在沙俄卵翼下实行“自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沙皇俄国灭亡,随后,苏联成立。1921年11月25日,由苏联一手扶植的蒙古人民党建立所谓君主立宪制,并于1924年11月26日宣布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脱离中国成立,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不予承认。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与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次年,对独立予以承认。 1953年,“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由引发“控苏案”,宣布不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当时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弃权,蒙古国加入联合国。
从上面的历史不难看出,“蒙古独立”的整个过程中,从沙俄时期开始,经由苏联继承并一手推动是主要外因之一。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成为通过构建雅尔塔体系瓜分世界的美苏两大帝国的牺牲品。
●俄罗斯决策层未能从本次中美战略对话中检出正确信号,恰好落入了西方的“陷阱”,对中俄战略互信造成负面消极影响,是其对外政策的又一重大失误
近代伤害中国最深的除了日本就是俄罗斯,这也是俄罗斯对中国戒备之心如此根深蒂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看来,在俄罗斯国家,普京政权陷入深度危机之际,未能从本次中美战略对话中检出正确信号,不得不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又一重大失误。那么,中国周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俄罗斯对此次中美战略对话如此疑虑?在东方时事解读的观察与评估中,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近期缅甸局势的最新变化。
话说,缅甸执政的敏昂莱军政府和与此前被其推翻的昂山素季一样,都是善于变脸的宵小之辈。但作为缅甸的执政者,如果其能够做到“说话算话”,中国不会将矛头主要指向敏昂莱军政府。所以,这次中国在中缅边境进行实兵实弹演习,首先针对的是缅甸境内亲美的武装势力。
在美国和俄罗斯深陷乌克兰与中东局势,彼此死缠烂打,互不相让,无暇他顾之际,我们趁机大力推动“远交近攻”策略。一旦全球局势巨变,稳定中南半岛对中国在必要的时候启动“最低经济内循环”以及同步展开的“循环升级”都非常有好处。建设泰国的“克拉地峡运河”项目需要时间,其更多用于配合“河渡人”策略。如果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局势再度触及“半渡”,甚至经“动态评估”至“不可逆”,则“克拉地峡运河”项目很可能来不及。相比之下,解决缅甸问题则会更加行之有效。
那么,这一次我们是否要彻底解决缅甸问题呢?对此,我们只能说,现在的确是一个可能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敏昂莱政权下定决心,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不再变来变去,在我们的观察与评估中,其很可能类似泰国那样,请求中国“跨境支援”。如果是这样,不排除敏昂莱政府将亲美地方武装势力定性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缅甸请求中国“跨境支援”就成了中国应缅甸政府的邀请“跨境反恐”!一旦如此,这也意味着缅甸采取了非西方标准定义“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而争夺定义“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之话语权从来都是国际社会冲击西方世界霸权的有力“切入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沙利文访华期间,缅甸方向虽然战事不断,但没有大事发生,似乎缅甸的总体氛围在朝向上述讨论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此前一直牵扯在缅甸问题之中,就在前不久,还有敏昂莱政府试图引入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消息传出。而曾几何时,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就是西方为俄罗斯精心选择的配合西方推动“南亚破局”进程的“切入点”之一。所以,面对缅甸目前局势变化,特工出身,生性多疑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或认为美国用缅甸利益与中国交易了不利于俄罗斯的什么,这让普京感到不安。
在东方时事解读的观察与评估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蒙古国除了应对北约对其东西战略夹击之险恶意图外,或也有意对中国传递信号——俄罗斯也可以和西方谈。同时向西方传递信号——西方在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上不一定要和中国谈,也可以俄罗斯也可以谈。显然,俄罗斯似乎在向外界表达一种傲慢,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表现非常不合时宜。再次强调,如上文所述,在俄罗斯国家已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亲密盟友白俄罗斯与其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之时,俄罗斯决策层未能从本次中美战略对话中检出正确信号,恰好落入了西方的“陷阱”。而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无疑对中俄战略互信造成负面消极影响,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又一重大失误。
●对出现已久的“维基解密”与“棱镜门”,其“99句真话、1句假话”以制造对方社会混乱、打击对方政府信用的“作案手段”,对国际社会来说,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要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我们注意到8月30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从未与“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进行过会谈,也没有和杜罗夫之间达成过任何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从未和杜罗夫有过会面的相关新闻报道。
在我们看来,作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如此辩解,只能让外界基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更加笃定,特工出身的普京和从来信仰帝国主义的俄罗斯与杜罗夫和其创立的“电报”平台,尤其是与“暗网”之间存在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在西方通过“外压+内乱”不遗余力推动“对俄罗斯实质性消化”进程的背景下只会让普京政权承受更大风险。
在东方时事解读的观察与评估中,西方邪恶势力在“电报门”中可能做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普京与俄军方核心人物间的互信问题,普京与俄情报部门核心人物间的互信问题,与普京关系原本极其密切的瓦格纳军事集团发生军事叛变、其7名核心成员离奇在空中被手榴弹炸死,但至今未处理干净的问题,等等。另外,西方邪恶势力除了可以用“军事入侵库尔斯克”及刚刚炮制出的“电报门”,在“外压内乱”层面搞乱俄罗斯内部,甚至搞死普京(可能在“政治生命”层面,也可能在“生理生命”层面)之外,还随时可以利用出现已久的“维基解密”与“俄罗斯主动搬回家”的“棱镜门”,去配合完成“内乱俄罗斯”。此外,对出现已久的“维基解密”与“曾过中国之门而不让其入”的“棱镜门”,其“99句真话、1句假话”以制造对方社会混乱、打击对方政府信用的“作案手段”,对国际社会来说,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要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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