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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韩非

自古变法就非常困难,而无论成功与否,变法的主持者都没有个好的下场。想到被射杀的吴起,想到被车裂的商鞅,想到抑郁半生的王安石,每每痛骂那些因循守旧的贵族时都忍不住一声叹息。自汉以后,人们虽然谈不上闻法而色变,但是也都将法家视作洪水猛兽,知识分子更是高声鄙弃他们。然而那些王侯将相表面上虽然口口声声说着仁义道德,暗中却将他们苦心孤诣的经典奉为瑰宝,独自细心揣摩。
 汉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法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儒家和法家看似对立,其实却是弟兄,他们如有封建帝王的矛和盾,共同维护这两千余年的漫长统治。既然如此,人们难道因为长矛锋利刺伤他们的神经就鄙弃长矛,而去爱那个无锋的圆盾吗?
说到法家,不得不提到韩非,因为他是那诸子争鸣中最后一个奋起,身兼道儒的法家集大成者。一部《韩非子》奠定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这个贵族身份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像庄子那样亲近自然,很难像孟子和墨子那样带有平民的色彩。他来自于深宫,看到的是战国末年日益残酷的权力争斗,满目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韩非身处韩国,而韩国自法家的前辈申不害变法之后就一直盛行权术。他沉浸官场的斗争中,看到尽是人性负面的无限膨胀。韩非心里有大恐怖,他看不到人生的快乐和舒适,并且误以为这就是全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性本恶,而性恶论恰是他的理论起点和核心。
后来他师从荀子,而荀子的理论和战国那种强凌弱,众暴寡的现实又无不印证着他的思考。韩非是痛苦的,他痛苦于他的清醒和深刻。荀子认为人性虽恶,然而只要通过礼治和王道就可以使人抑恶从善。但是韩非却始终看不到善的影子,所以他只能以暴抑暴,以法治恶,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五十五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第一次看《韩非子》看得我一身冷汗,毛骨悚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一切道德信用亲情崇高都成了虚妄。在《韩非子 八奸》中他把君王的父兄妻子朋友一切都目为奸,又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就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他言辞刻薄,把人看成了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
 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猜忌,口吃的他愤而著书,最终设计了“抱法处势用术”的政治哲学,以期达到结束战乱,天下安定,建功立业的理想。在这个框架内“势”是核心,“尧舜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纣为天子,可以乱天下”在他的眼力权势是征服天下的力量,权势是统治民众最有力的武器,“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谓“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反复告诫君王们应该牢牢把握权势,绝对不可分给大臣。君王要想保住自己的无上地位必须拥有自己的威势,而推行法治和运用权术正式维护君王权威的手段。“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总之“术”是君王驾御群臣的手段,内心谋划而绝不公开。至于法,与商君一脉相承,“富国以农,拒敌恃卒”主张以耕战为本,工商技艺为末,至于那些讲仁义、任游侠、隐山野、善辩论的儒墨道家皆为蠹虫,应予以禁止。韩非主张用法律和法令规定着人民的职业,固然可以国富军强,然而却是靠牺牲民众血汗和自由来取的。“细民恶治”面对百姓困苦之下必然反抗,韩非又提出了重赏与重罚,“民见赏之多则忘死”,于是秦国就靠这样的军队最终荡平了六合。
韩非是君本位者,在他的设想中,明君高居大势,抱法以施天下,用阴谋而制群臣,从而一统寰宇,天下太平,经万世而不改,然而就像他说的一样“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当把权势作为根本时,道义便会极大的削弱,哪些只要掌握了大权的君王无论怎样的昏庸残暴,怎样的骄奢淫逸,都无人可以制衡。韩非并非不谈君王应该贤能,而是在“贤治”和“势治”中他坚持势治。然而这怨不得韩非,他所处的时代局限了他的目光,他除了君主制外别无选择。纵然书破万卷路行万里,他也看不到共和的曙光。
在“百家务为治”的战国,法家务实,其主张易实行见效快而备受君王的推崇。太史公所做的《史记》中曾写到当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时,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竟然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其学说之切近于时势,由此可见一斑!而秦也以此一统天下,只是秦二世与赵高等人在实行严刑苛法、横征暴敛的时候明显忘却或轻慢了那个给韩非的学术一个源头的道家先圣的忠告——“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很自然的出现了大泽乡的野火狐鸣,最终“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道的最早出现不是为人君,在老庄列子杨朱等道家那里,道是万物之母,是天地的本源,天地万物不无体现着大道,任何人只要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都可以成为真人。韩非却认为道是君王的专利,是统治者的护符,大道唯一,人君亦独一无二,大道虚静,人君亦深藏不露。在《解老》篇中,韩非从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他严刑峻法的思想,将道家的“圣人”偷换成法家概念上的“明君”,由道家卑己自牧,清虚自守推导出法家霸道兼天下的思想,由道家崇道任自然而否定儒家的礼治思想,进而提出了法家反传统反文化的主张。这不正是庄子曾说的“道术将天下裂”吗?
 写到这忽然后悔自己的较真,如果我不去查这些资料,不去读《韩非子》的原文,恐怕至今我还停留在看完《大秦帝国》的那个阶段。商君依然是那个“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伟人,而不是作《商君书》施行连坐,要求焚书的“天资刻薄人也”,韩非依然是那个孤愤而爱国的天才,而不是那个用猜忌的眼光打量一切的学者。
韩非横死在狱中,原因是他要存韩,这位一直说不求清洁之吏的学者上书攻击了姚贾的出身和私德,而受到了姚贾与李斯的反击。李斯姚贾杀韩非不是一个人嫉妒的问题,恰恰是韩非理论下无法避免的结局。毕竟权利之路就是一条用“术”之路,在主张与利益冲突时只能斗个你死我活,这是韩非的悲剧,也是法家的悲剧,是漫长二千余年的时代悲剧。 有一位教授说过,人类的哲学必须扎根在善的土壤,如果不能对人的本性有一种信赖,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害人害己。似乎韩非子以死证明了这个道理,过去我一直奉为真理,但一阴一阳谓之道,如果跳出人类的范围来看韩非,那么他也同样可敬,因为他看到我们最原始的本能,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趋利避害的天性予以思考。制定法律本就应该将人性考虑到最恶毒的程度然后做出防范,因为法律本身就是防范罪恶、制裁罪恶,最恶毒的已经想到了,害怕那些其他的犯罪吗?不可否认韩非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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