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专栏
鲁愚老

鲁愚老

一叶知秋

一叶知秋

猫眼观天下

猫眼观天下

奇正战略

奇正战略

中国历史
浅谈天下观

 

宋代理学家石介在《中国论》里曾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之外也,中国之内也”。

 

 

 

 

古人这种在感知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观念被称为“天下观”,源于古人对方位的界定,从三代到秦汉逐步完善,天下观也逐步变成了一个完备的世界认知体系,而不再是一个地理认知的概念。简单说天下观就是古人的世界观。

 

   

 

  天下观是基于先民对现实地理环境的直观认识发展起来的。天下就是普天之下。他的范围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这是古人所能想到的最大空间。但是因为受知范围所限,所谓的天下就是当时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范围。

 

 

 

    一般认为夏代是天下观产生的开端,《尚书禹贡》中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但是细察九州不过北到河北北部,东达山东东部,南到淮河以南,西到青海甘肃一带。(夏朝暂时这样说。)

 

 

 

     商代控制的区域明显扩大,因而产生体国经野的意识。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示。就是王畿、四土、四至三个层次。

 

 

 

商时没有王畿这个称呼,但是《尚书酒诰》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这是商代已有内外服的明证。

 

 

 

内服就是王畿,通过百官臣卿等统治阶层,形成一个以王都为中心的稳固实力范围。当然有人会说商代屡次迁都,前八后五,哪来的千里王畿?

 

 

 

其实自盘庚迁殷后,商都已经固定下来了,从盘庚到商纣时间跨越了二百余年,王畿的存在也就成了必然。

 

 

 

    王畿之地,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商、大邑商。而四土则是王畿之外于商王朝政治关系紧密,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如《逸周书商誓》中周武王说“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周人自己认同是商朝的一部分。甲骨文:

 

 

 

    令登东土人。(甲骨文合集 7308

 

    已未卜,贞多胃亡忧(口里面一个卜)在南土。(合集 20576

 

    葵酉,贞方大出,立吏于北土。(合集 33049

 

 

 

    以上卜辞或因兵戎而检选武士在东土,或因有敌侵扰南土,或是敌方侵犯,立吏选将向北土反击。四土之外就是四至。

 

 

 

这就是商代势力影响波及的周边地区。商人的主要对手是西北的鬼方羌方,还有东方的东夷。

 

 

 

商人与他们征战,往往取胜,但是从鬼方等长期与商代并存,甲骨文中屡次提到边鄙来看,商代的四至被敌对方国环绕,所以商代的天下观并不明确。

 

 

 

   《左传昭公九年》里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可见周人对自己实际控制范围还是有大概认识。但是随着王朝控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周人损益了商人的制度,通过封建诸侯到各地区进行区域控制,并通过宗法礼制加强天子与诸侯的联系。

 

 

 

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周人与周边民族的差距明显加大,显示了武力之外的文化上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周人形成了明确的天下观,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自称“余一人”。

 

 

 

《尚书洪范》“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尚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天与上帝对举,则“天”是指上天即上帝明矣。而周天子是主宰万物之天帝的“元子”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总领万邦,四方无论亲疏远近都是周天子的“王臣”。

 

 

 

    在这种天下一统的思想下,在对四方诸侯的管理的规范下产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看法。而与这种观点相匹配的就是五服制度。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

 

 

 

    这是周人按照距离王畿远近而安排的天下秩序,奠定了我国历代王朝的对外观念。服就是事,对于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族群及其不同的社会特点或经济结构实行不同的行政体制。

 

 

 

要服的要就是约束的意思。虽说“四夷不与中国同”但是仍然要受到中国的约束。事实上所谓的“服”是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确定的,并非完全以疆域的远近为划分标准。

 

 

 

《左传昭王二十三年》里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就是说王朝强盛以四夷要服为势力边界,而王朝弱四夷反叛就要依赖诸侯来拱卫。

 

 

 

    到了西周后期,随着西周王朝的衰落,戎狄常寇略周室。《诗经。小雅采薇》里说的“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这是反映的这种情况。

 

 

 

周宣王晚年在千亩被姜戎击败,戎狄入侵更加严重,至幽王时,犬戎攻入镐京,宗周被摧毁,平王无奈东迁洛邑。

 

 

 

严酷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华夏的存亡与戎狄蛮夷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夏内部的认同和华夷之辨趋于分明。

 

 

 

《公羊传僖公四年》里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这就是尊王攘夷的意义——抵御戎狄,维护华夏。

 

 

 

孔子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来表达对先贤的敬仰,并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观点。华夷之别的标准不仅是地域血缘还包括文化,而且文化的认同比地域血缘更重要。诸夏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而不认同周礼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

 

 

 

    韩愈在《原道》里总结春秋大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显然是以文化的高低作为区分华夷的基本准则。

 

 

 

例如,杞为夏之后,“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但是作为夏朝的正宗后裔,其君主在朝见鲁侯的时候用了夷礼便被贬斥为为夷。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书曰子,夷也”。再如,吴是周天子的同姓,吴国公族是泰伯仲雍的后代。

 

 

 

但因其断发文身,同样被称为蛮夷之国。再如姜戎与齐太公同姓,同在中原居住,但是“衣服饮食不与华同”所以被称为诸戎。

 

 

 

可见华夷之辨的不是种族的区隔,也不是族群的纷争,而是文化的认同、文化的自觉。诸夏所尊崇的是以周礼为核心文化,包括生产生活的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思想和信仰。

 

 

 

    春秋时期面对夷狄交侵,管子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翻开《左传》《国语》这样把蛮夷辱骂为禽兽的话随处可见。

 

 

 

但是随着战国民族交流和融合,华夷一体的观念也就日益深入人心。如《孟子
离娄下》里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对于四夷《礼记
王制》里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公羊传》注疏“戎者,来着勿拒,去者勿追”,《周礼》注疏里也有“蛮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系之以为政”这些都是说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将他们纳入华夏的政治体系中,使其与华夏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而“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这种天下一统,修德来之的民族观也一直影响到后世。

 

 

 

到了以后的公羊学派则在孟子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将“内其国而外诸夏”称为衰乱世,将“内诸夏而外夷狄”称为升平世。而太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在这里不再把蛮夷看成未开化的禽兽,几乎已经看不到歧视。

 

 

 

    总的来说天下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天下一家,中国居中,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与中国对等交流,而华夷一体,中国教化四夷,最终形成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

 

 

 

    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作为礼仪规范的制度的礼被破坏了,但是文化层面的礼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反而被确立下来。

 

 

 

在那动乱的数百年里,在破城灭国的战争里,不同的思想文化争鸣碰撞最终融合形成的的天下观,为大一统多民族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王朝建立,不断向着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周边民族也不断完成统一。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自立为单于,建立国家体系,然后不断向四周扩张。向西征服西域诸国,向南袭扰大汉王朝。

 

 

 

西汉初民生凋敝,匈奴一度围困刘邦于白登山,迫使汉高祖不得不媾和,以刘氏宗女远嫁匈奴,双方约为兄弟。

 

 

 

期间,匈奴单于致书于汉帝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自视为与西汉对等的国家政权。但是对于汉朝而言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王朝国力逐渐增强,于是到了武帝时代展开了对匈奴的反击,将匈奴逐出漠南,雪白登之耻。公元48年,南匈奴内附,表示“愿永为藩蔽”,其实就是汉朝的藩属。

 

 

 

这是天下观支配下的制度化表达,南匈奴实际上认同了这一观念。换而言之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大体上是天下观的一次成功实践,两者之间的军事控制线没有国家边界的意义。

 

  

 

  《汉书匈奴列传》里说“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所谓的国有界,朝无疆就是指这样情况。

 

 

 

天子协和万邦,他的王朝不仅包括流官所治的州郡,土官所治的羁縻区,而且还包括数目不定的藩属国。

 

 

 

    汉末三国争鼎,归于晋祚。西晋王室操戈最终引发五胡乱华。然而五胡之乱却非是戎狄入侵,而是因为五胡本来就在内地。

 

 

 

《晋书北狄传》中有完整的郭钦奏疏开头就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汉代时匈奴已经居于北朔而羌氐已在关陇。

 

 

 

他们或因天灾或因战乱或因魏晋人口不足而被政策招来,与汉人错居,汉化已久。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再如慕容俊“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魁伟,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再如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性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五胡中汉化有深有浅,但是入住中原,学习典章制度则是一致的。“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就像匈奴贵族说的一样,五胡并非是什么种族的冲突,他们更类似地方政权在中央王朝衰弱时的乘机分裂。

 

 

 

   南朝眼里北朝是戎狄,而在北朝眼里南朝则是岛夷。南北的正统之争,表明了五胡已然接受了天下观,并自居正统。

 

 

 

在南朝士族大倡玄风,玄佛合流的时候,北方复兴汉魏以来的经学,弦歌之声不绝于北土。

 

 

 

如前赵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简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以教之”。

 

 

 

再如前秦苻坚“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

 

 

 

再如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

 

 

 

孝文帝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可谓是“(郑)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服)虔《左氏春秋》,(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儒学复兴。

 

 

 

虽说后来唐代重南轻北,史家对此记载颇略,但是十六国和北朝经学大师辈出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汉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五胡虽然一时难以消除华夷之防,但是经过二百余年的征战融合后,新的统一王朝在尸山血海中建立起来。而这时时候柔然昙花一现后,突厥一统草原。

 

 

 

    突厥原属铁勒的一部,在西魏时强大起来“威服塞外诸国”。与匈奴相比,突厥的强大不仅一点不逊色,甚至有过之。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沙钵略可汗率领40万大军南下叩关,却被隋朝击败。最终这位草原天骄低下头颅,于开皇四年率部南迁,接受了隋朝的管辖。

 

 

 

其上表言道“窃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伏维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籓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也从法理上接受了中原王朝的藩属地位。

 

 

 

    与汉朝类似,唐初因为局势不稳,也曾与突厥媾和。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颉利可汗自将十万骑袭武功,威逼长安。唐太宗亲临渭水与之议和。

 

 

 

事后曾于大臣萧瑀言道:“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一与虏校,杀伤必多,彼败未及亡,惧而脩德,与我为怨,其可当耶?今仆械卷铠,啖以玉帛,虏志必骄,骄则亡之端也,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在唐朝看来突厥也不过是其天下中的一份子,媾和是暂时性的,长远的计划让然是将其纳入藩属体系。

 

 

 

贞观三年在彻底平定中原之后,唐太宗立发精兵十万对付东突厥,并与次年生擒颉利可汗,其部众大部分被安置在原地,西域诸国尽皆归附。

 

 

 

贞观七年,西突厥可汗遣使请降,并确立了臣属关系。这种政治关系终唐一朝大体保持。

 

 

 

而唐太宗也反复提倡华夷一体的思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使唐朝族类之间友好共处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盛世。

 

 

 

   总的来看秦汉隋唐这一时期是汉文化的上升期,虽然周边地区特别是北方草原的游民民族也不断的完成统一,但是在这种冲突中,中原王朝大体上处于强势,即使有时不得不被迫于游牧政权的压力与之媾和,但是在天下观的潜在作用支配下,中原王朝并不能从法理上对周边政权予以认可。

 

 

 

双方之间的边界,更多的是不同政权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而非国家意义上的边界。

 

 

 

    宋代立朝于五代丧乱之后,国力不强,加上北方契丹的大辽正处于强盛时,可以说先天不足。而实行的制度又强干弱枝抑制武臣。故而终宋始终积弱。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乱局之后,欲效法汉唐故事,一统天下,数次出兵伐辽,企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均遭失败。

 

 

 

景德元年,辽军大兵压境,威胁京师。宋真宗迫于主战派的压力亲至澶渊,宋军士气大振,又用床弩击毙辽朝大将,遂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

 

 

 

此后北宋王朝基本上放弃了对恢复故地的努力,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依然念念不忘。

 

 

 

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处于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封建化这词,其实并不准确,但是找不到更合适的,姑且先用着),纷纷崛起。

 

 

 

先有契丹辽国,中有党项西夏,后有女真金国,除了西夏较弱之外,宋代终未能抵挡住游牧民族的南下。

 

 

 

在于上述政权交往中,宋朝虽然仍然以正统自居,但“疆域未复汉唐之旧”并不能理直气壮,基本上处于守势,因此双方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就有国家边界的意义。

 

 

 

不过宋朝却不承认这些政权的对等地位,因为一旦承认,则意味着宋王朝本身正统地位的丧失。

 

 

 

事实上,宋辽金都以中华正统自居。南宋建立后,前期的威胁来自北方金朝,后期则来自蒙古帝国。宋与金的关系在法理上反而倒了过来,即宋向金称臣,为藩属。

 

 

 

    值得一提的是华夷大防在宋代又转入严格。唐代的时候并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

 

 

 

国门大开,那些日本的使者和僧侣来到中国临行总是携带一堆书,儒家经典也有,佛经道书也有,甚至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素女经》这些书也随便他们抄回去。

 

 

 

唐朝并不觉得这就泄露国家机密,也不觉得丢了上国斯文,反而觉得这是“以夏变夷”。但宋代则不一样,景德三年即公元1006年朝廷就下诏,令边民除了九经书疏,不得将书籍带入榨场,违令者将被流徙。

 

 

 

有宋一代不仅对辽金是如此的警惕,就是对高丽和交趾也一样的小心。宋辽和约之后,有频繁的勘界即划分疆界之举,这则是历朝以来不曾有过的。

 

 

 

从万国衣冠拜冕旒到了向辽金纳岁币,从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了想象中的自我安慰,也因此宋代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变成了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可以说宋代因为时势刺激凸显了类似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尽管天下观依然顽强的存在在士大夫的心中。

 

 

 

    蒙元是个特殊的时代,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强大帝国,其版图早已超出了传统的中华自然疆域界限,因此到忽必烈时期,已不能对超出这一自然领域之外的汗国加以有效地控制,如四大汗国,只是名义上从属元朝而已。元朝对吐蕃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为此后西藏完全融入中华体系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在起兵反元时,曾经举起华夷之辨的旗号,在讨元檄文中宣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也”实际则是利用民族情绪来推翻元朝。

 

 

 

当元朝不可挽救的崩溃后,明太祖就明确肯定了元朝的正统地位,“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而宣称“朕即为天下共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三卫等部,明朝通过战争和封赠在各部制造矛盾,用以制衡各部。鞑靼、瓦剌等都接受明廷的册封,属于明朝的藩属。而女真则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系统,明朝在此建立卫所,实行了有效控制。

 

 

 

虽然英宗正统十四年即公元1449年,经土木堡之变,明朝元气大伤,已不能对蒙古诸部实施有效控制,但是依然保持着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而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女真逐渐统一,势力日盛,对明朝构成重大威胁。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后金大败明军10万,从此转入攻势,双方也由从属关系变成对立。但是终明一朝,始终自居中华正统,视后金为地方反叛,连议和都不允许。

 

 

 

   历史是如此的曲折,在元朝灭亡三百年后,满洲人再一次南下建立了朝廷。西北常年天灾,求活的流民被迫起义,官僚机构臃肿彼此党争,大明已然腐朽。八旗子弟乘大乱入关,他们几乎是靠着明朝的降将降军取得了天下。

 

 

 

征服一个民族,首先要征服其的文化。在降清士大夫的建议下,满清诏令汉人剃发易服。《尚书正义》里说“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衣冠头发虽然微小,却是世代相承,承载着文物礼教。

 

 

 

《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宋人胡铨指责秦桧卖国就说“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因此面对剃发易服的诏令,面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暴镇压,汉人奋起反抗,斗争历经数十年。

 

 

 

为此明末三大家之一的亭林先生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明显在当时汉人眼里清代明非是一家一姓之兴亡,而是文明冲突。三千年来的天下观受到剧烈的冲击。

 

 

 

    面对此起彼伏的反抗,满清为了稳定统治也在积极实践传统的天下观。不仅积极拉拢汉族中的名流贤达参与其政权,并袭用儒学作为官方思想,开设科举,将朱子陪享孔庙,还重新诠释了华夷之辨。

 

 

 

雍正帝曾在《大义觉迷录》里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德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

 

 

 

“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将“夷”解释为“方域之名”,提出了以道德高下作为能否担负大一统责任的原则。

 

 

 

并理直气壮的说“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

 

 

 

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

 

 

 

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清廷政权稳固之后,平三藩,收台湾,平定准格尔之乱,又乘胜平定回部,将新疆完全纳入版图,通过派遣驻藏大臣,建立金瓶掣签制度,从而有效控制了西藏。在大一统的王朝里华夷之辨已经没有意义。

 

 

 

   总的来看宋元明清时代,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一直坚持传统的天下观,但是每每面临强敌而不得变得实际起来,而少数民族的政权也在巩固统治等因素下接受汉化。

 

 

 

双方的实际控制线有了初步的国家边界含义,但是仍然是中华传统自然疆域内发生的事情,在天下观的支配下,因此仍然不能构成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

 

 

 

    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满清保留了明朝的朝贡体系,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沉迷在天朝上国之时,朝鲜、日本等国对中国的感觉却不同了。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依然流露出对明朝的依恋和对无奈朝觐清帝的怨怼。

 

 

 

他们称清朝为夷虏,称清帝为胡皇,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中华原本就有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不在清国,那么他们“宁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所以他们对汉人那么容易归顺满清,感到了不能理解。朝鲜使者从心底里觉得他们来到清帝国,不是来朝觐天子,只是到燕京出差,因此他们出使朝贡的旅行记也大多由《朝天录》变成了《燕行录》。

 

 

 

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穿明朝衣冠,感到特别的自豪,也因此对剃发易服顺从戎狄衣冠的清朝相当蔑视。《燕行记事闻见杂记》中说“每与渠辈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

 

 

 

他们旁观清皇室的统治,发现他们对于汉文化多少有着疑虑和畏惧,因此一方面抢先接过朱子学说来堵住士大夫的嘴,另一方面又采用钳制高压的文字狱来恐吓读书人。

 

 

 

朝鲜人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归咎于统治者的种族变化,认为当天朝的主人不再是汉人而是胡人时,文明的脉络已然没落。也因此他们自信的说“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而自号“后明朝”“小中华”。

 

 

 

    和朝鲜人一样,《华夷变态》中日本人对于清人的穿着也觉得十分诧异,因为这与历史记载中的华夏衣冠有很大的差异,为此他们仔细的询问,并且费力的记录,还用画笔把中国人到日本商业旅行者的形象画下来。

 

 

 

这不仅是猎奇,也是借着这种外观的描述,来表达一种文化上轻蔑。“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

 

 

 

既然清人已经丧失传统,那么证明日本衣冠源自汉唐正宗,也就可以说中华文化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为此他们拿出了深衣幅巾,并对中国人说“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

 

 

 

在日本人眼里,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虽然承认清是大国,日本是小国,却强调“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而满清入主中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辨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可以说明代中叶之前汉晋隋唐曾让朝鲜与日本等国感到心悦诚服,对于中华确实认同甚至是仰慕,很长时间里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里洋洋得意,而17世纪之后,藩属国对天下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已然改变。

 

 

 

处在朝贡体系中心,作为宗主国的清王朝并没有特别的强烈的国族意识,还一厢情愿期待万国来朝的时候,处在朝贡体系边缘朝鲜日本等国的国族意识已经很浓厚了。朝贡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中华传统的自然疆域东有大海,北有草原,西北绵绵戈壁,西南横亘青藏高原,东南遍布热带雨林,由于受地缘的影响,统治者认为中原王朝之外“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不出这个范围。

 

 

 

张骞凿空西域,大汉知道西域之外有大夏大秦,但是双方不过通过丝绸之路间接交流。佛教西来,不仅传来佛法思辨,还有这更为广大的佛教世界,冲击着中原王朝的天下观。

 

 

 

佛教徒都或明或暗的反对中国是世界中心说,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那么来自印度的佛教又该如何自处?

 

 

 

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块,而是四大部洲,中国不过是其中之一。南北朝佛道儒论辩中佛教徒反复以“白民之南,日中无影”来论证印度是世界中心,可是佛教毕竟在中国传播,所以佛教徒逐渐放弃了印度中心说的说法,改说有印度和中国两个中心或者多个中心。

 

 

 

比曾经很流行的四天子说,“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

 

 

 

可惜后来佛教中国化,变成三教合一,服从了中原王朝的主流意识和儒家学说。华夏不是唯一文明,中国不是天下正中,这本是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然而这一契机并没有实现。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利玛窦带来了《坤舆万国全图》,让中国关于天下的想象开始发生根本变化,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震动。

 

 

 

《职方外纪小言》曾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洲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可以说自此中国对世界认识已经从想象的天下变成实际的万国。但是因为没有与外来文明的直接冲突,观念上的居高临下依然没有改变。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签订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王朝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商税,丧失了主权。中国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也由此进入近代史。

 

 

 

冯友兰先生曾说“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的,而是因为他是近代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

 

 

 

面对西方列强天风海雨的袭来,自诩泱泱天朝的帝国风雨飘摇,休说协和万邦以夏变夷,人家文明更为高级,自身不变法改革就会亡国灭种。

 

 

 

清王朝也无法再将列强看做蛮夷小国,在理藩院处理外交,不得不设立总理衙门与列强建交。至此中国因地缘因素而封闭的文明独尊状态被打破,天下观全面解体,向近代国家观转变,有边无界的情况得以消除。

 

   

 

 

 

 

 

案:唐时,大唐与吐蕃的关系比较特殊,长庆会盟,其誓词云“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从誓词中不难看出唐与吐蕃有政治对等的意思。

 

 

 

尽管唐朝也企图向对待突厥一样将吐蕃纳入朝贡体系当中,不过吐蕃所处的青藏高原险恶自然环境却使得唐军难以深入腹地。

 

 

 

不过青藏高原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靠畜牧业,除了部分地区出产粮食外,皆依赖外地。特别是唐朝之后,吐蕃盛行饮茶,而茶叶主要依赖汉地供给。

 

 

 

当中原王朝控制了云南、新疆等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后,青藏高原的政权无法通过这些地区与中原展开贸易,经济上难以自给,由此在政治上融入中华体系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来源  东方时事解读QQB文化群

 

 

 

附注:文章均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与立场,不代表“东方时代环球时事解读”及其网站、公众号的观点与立场!


 

版权保护:本网站登载资讯内容,版权属网站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
凡需订阅网站相关资讯的用户及有意在该网站刊登广告的客户请与我们联系。
客服部电子邮件:info@dongfangtime.com
ICP备案号:鄂ICP备110156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