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虽然中国的土地大体上是私有制的，但总又有非私有制的色彩（马克思所言），也就是私有化的不彻底，否则，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等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的革命其实就是土地革命（也叫暴力革命，显著特征是彻底实现土地公有制，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通过土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土地私有制下，利益分散，农民无法组织起来；土地公有制下，利益集中，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了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权利不下乡”（乡村治理靠吏而不是官僚体系）的局面。MZD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恰恰说明农村是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

所以说，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给人的感觉似乎没有变化，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新中国成立之后）。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倚重的对象是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产业工人；MZD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依靠的对象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土地公有制后的农村，在中国历次遭遇一些难关（1949年在上海与资产阶级斗争、1950年朝鲜战争、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都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显然，这时候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新县城，意味着国家遇到了难关（美国可能选择跟中国摊牌、最低限度经济内循环）。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东方时事解读就曾明确强调过的，即：未来农村土地改革，将为最低限度经济内循环提供支撑。10多年过去了，这个节点好像要来了（该来的还是要来）。推动以县城为主的城镇化建设，在“全球经济满地鸡毛”不可避免、且即将来临之际，既可起到承上（大城市）启下（新农村）的作用，也是为“最低经济内循环”做准备的具体表现。

未来县城、乡村（特别是有特色产业的县城、乡村）发展前景不可估量，一旦措施执行到位、稍加时日，特别是大量“城市居民”因此去乡村生活、工作、特别是创业，中国乡村的相关资源、比如土地、房产会升值，我们就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中国的金融实力也会随之扩张，以此在全世界调集资源。县城是当地农村与城市的“经济中心”，作为县城而言，只有推进当地建设（包括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形成良好的发展机遇与环境，才能够留住本地人才，并吸引外地人才，比如，对那些在大城市中漂泊的年轻人而言，才有可能带着先进知识与理念来到城镇、乡村，因地制宜建设特色新农村、继而推动特色县城建设，形成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我们这个国家、或以最低限度经济内循环的方式、迈过“全球经济满地鸡毛”这个坎、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发展新能源智能车所有要素（北斗、5G等）的国家，专利技术中国占了一半。

与2009年汽车下乡不同的是，这次传闻中的汽车下乡，重点很可能是新能源车（智能汽车还不成熟），农村的汽车市场广阔，对新能源车而言就是很大的拉动。

鉴于目前智能汽车还面临法律问题，在城市推广智能汽车、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充电桩等），困难可想而知（先发劣势）。如果在农村建设智能汽车的相关配套设施，则容易的多（后发优势，农村的交通几乎是空白）。

比如，在上海郊区的农村，建一条智能车标准的道路，这对上海市区的人而言就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智能汽车就很可能成为新农村吸引人才的一个吸引点，再加上其他基础设施（远程教育、远程医疗、高铁提速等）的完善，所以说，即便不人为推逆城镇化，逆城镇化也会自然而然形成。

马克思说，人就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繁殖就是生产力），在人工智能等科技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维持足够多的人口必须的，所以国家鼓励生育。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提高生产力的方法越来越多，人类繁殖的本身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重要。

对于中国14亿人口，我们要客观看待，毕竟人口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当达到一个顶峰之后就会慢慢缩减，那么没人住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没人住的地方，也就没必要投入资源搞建设。对于条件恶劣不适合人生存的乡村，同样不必投入资源搞建设，而是整体搬迁（通过搬迁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