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关注俄乌战争即将进入四年半背景下普京政权基本维稳出现困难局面的后续发展
【讨论摘要】
●问题的根源在于，俄罗斯社会在俄乌战争延宕至今的背景下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正在积累，而统俄党显然未能或不愿寻找有效的化解之道
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从关注近期俄罗斯内政问题最新变化的话题开始。
相关消息显示，76岁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被推到了统一俄罗斯党9月国家杜马选举五大代表的第一位。排在他后面的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俄“少年军”总参谋长戈洛温、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贝洛娃，以及军事记者波杜布内。
2026年6月28日，统俄党召开选前党代会，正式公布这份名单。外界最先注意到的不是谁上去了，而是谁没上去。俄罗斯的外长在该国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会议中排到执政党助选名单的最前面，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也非常罕见。要知道上一届，也就是2021年，头把交椅坐的还是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拉夫罗夫只位居第二。短短五年，排名顺序出现了重大变化：拉夫罗夫排位第一，而备受瞩目的梅德韦杰夫没有上去，绍伊古也没有上去。
在我们看来，此类信息开始被媒体越来越多关注，折射出俄罗斯决策层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调整。作为俄罗斯政治核心的总统普京，其权力基础正面临重大考验。普京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俄内部权力继承机制问题日益凸显，而随着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俄罗斯决策层内部的分裂也趋于公开化。
在上次的讨论中，我们提及了梅德韦杰夫公开将俄罗斯GCD视为统俄党主要威胁，在我们看来，在临近九月国家杜马选举的关键节点，刻意凸显俄罗斯在内政问题上的内部矛盾非但无助于巩固执政基础，反而暴露了普京政权在政治智慧层面的欠缺。一个成熟的政府通常不会在选举前夕主动放大内部分歧。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俄罗斯社会在俄乌战争延宕至今的背景下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正在积累，而统俄党显然未能或不愿寻找有效的化解之道，反而以刻意凸显俄罗斯在内政问题上的内部矛盾和警示外部威胁的方式转移视线。
●普京政权如今不得不担忧选举前景、甚至统俄党失去执政党位置的巨大战略风险，这意味着其执政基础已严重受损，政权稳固性大不如前
普京政权口中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已持续将近四年半的时间，俄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战略突破，一场发生在21世纪的战争打出了一战阵地战、堑壕战的感觉。
更为严重的是，俄乌战争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俄罗斯百姓的正常生活。
就在前不久，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基地发动袭击，造成11人死亡。许多父母在爆炸火光中目睹子女罹难，情绪受到极大冲击，俄罗斯普通民众对战争长期化的忍耐度显著下降，此类事件直接动摇了普京的执政根基。回顾其政策轨迹，我们就从2015年俄军重返叙利亚开始算起，到后来的“两机事件”、俄罗斯成建制部队在叙利亚被美军“团灭”，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普京政权在一连串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接连失误，可谓一步错，步步错。
十余年间，普京政权从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到陷入俄乌战争战场泥潭，将国家带入当前内外交困的境地。普京的执政权力持续受到冲击，权力技术面临严峻挑战，但至今仍未见明显战略回调。尽管普京此前曾自信满满地认为，即便躺着也能赢得选举，但如今其不得不担忧选举前景、甚至统俄党失去执政党位置的巨大战略风险，这本身就说明执政基础已严重受损，政权稳固性大不如前。
●这种妥协很有可能带有试图以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为对价与西方达成某种利益交易的特征
在上次讨论中，围绕“和欧美国家“本是同根生”的普京政权会否蜕变为‘俄版特朗普’”这一话题我们提醒国际社会警惕普京政权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突然、大幅变化，加速向西方妥协的可能性。
俄罗斯普京的执政根基建立在俄罗斯各产业寡头及金融寡头之上，其权力结构与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并无本质区别，俄罗斯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在文化宗教等方面和西方欧美国家“本是同根生”。一旦普京政权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为保住权力，不排除其将采取极端手段，甚至不惜向西方全面妥协以换取政治生存空间，成为“俄罗斯的特朗普”或“俄罗斯的内塔尼亚胡”，在俄罗斯内部恶斗的角度称为类似美国内部恶斗中“特朗普们”那样存在——“普京们”。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妥协很有可能带有试图以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为对价与西方达成某种利益交易的特征，这与俄罗斯决策层至今不肯放弃“阿富汗小九九”并认为华盛顿拉拢莫斯科意在平衡中国的战略评估有关，也是俄罗斯决策层认为自己有资格参与其眼中的基于传统安全层面的“中美俄G3框架”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基于传统安全层面的“中美俄G3框架”，更多是在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国家眼中的一种看法，尽管中国本身并不认可，但客观上的确对当前国际局势后续发展注入了更多不确定性。这种带有明显混沌性质的国际关系，我们用“盟友不像盟友，敌人不像敌人，队友不像队友”来形容。
●好在至少从2015年算起，10年过去了，俄罗斯、美国与中国均已今非昔比
以中俄关系为例，我们注意到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谢尔盖·卢兹亚宁的相关描述，其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亲密联盟”，而是一场涉及利益协调的大国政治博弈。
中俄关系变得如此复杂微妙，相对于提高中俄战略互信而言并非幸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战术层面也算将离间中俄关系玩到极致。虽然特朗普政府因此蒙受国际信用上的严重受损，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政策客观上是有效果的。某种意义上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不断透支包括类似国家信用、国际声誉等在内仅存不多的战略资源淘换自己所需的起码的战略腾挪空间。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早就不要脸了”。好在至少从2015年（注，“转折年”）算起，10年过去了，俄罗斯、美国与中国均已今非昔比，中国之于美、俄，无论从绝对实力，还是从相对实力角度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客观评价，俄罗斯当前的对华政策的确给中国造成一些困扰，尽管我们目前仍然将此类问题置于“翁程效应”中处理，但并不代表不需要关注。所以，除波斯湾问题之外，大家也不妨密切关注CX、4V、NH以及缅甸等中国周边地区的最新动向。
若伊朗总统故意曝光“与最高精神领袖就辞职问题爆发矛盾”并公开对内外“呼救”，则特朗普“战术性认怂”就有了初步收获
【讨论摘要】
●作为缺乏军权与核心外交决策权的行政首脑，佩泽希齐扬政府所面临的履职环境正变得愈发复杂，其承受的来自伊朗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也与日俱增
让我们将讨论的焦点转向中东方向，继续关注波斯湾局势的后续发展。在正式展开讨论前，让我们来看一则媒体报道。
8月4日，伊朗高级教士穆罕默德-巴盖尔·哈拉齐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曾连续28次向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出辞去职务。面对频繁提交的辞呈，穆杰塔巴最终发出明确警告：“如果你再提出一次辞职，我就会批准，事情就到此为止。”在此之后，佩泽希齐扬未再提及辞职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媒体爆料迅速引发伊朗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伊朗总统府新闻与信息事务副主任梅赫迪·塔巴塔巴伊在穆罕默德-巴盖尔·哈拉齐发表相关言论的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称关于佩泽希齐扬28次请辞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极端主义者试图破坏国家团结的谎言，并强调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责。
在我们看来，尽管伊朗官方对相关言论予以否认，但这一传闻的流传反映出伊朗内部权力架构的微妙现状。作为一个缺乏军权与核心外交决策权的行政首脑，佩泽希齐扬政府所面临的履职环境正变得愈发复杂，其承受的来自伊朗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也与日俱增。
佩泽希齐扬在伊朗政治体制中的尴尬处境并非秘密。在现行权力分配下，最高军事指挥权、核心外交决策以及大部分国家经济命脉均掌握在YSL革命卫队与传统所谓“强硬派”手中。总统虽然名义上是国家行政首脑，但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往往缺乏决定权。这种权力错位在外交与军事行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前伊朗与美国进行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具体过程也由伊朗YSL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等（注，属伊朗“中间派”，但偏向“抵抗派”）负责。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相关商船的军事行动，则由YSL革命卫队，也就是我们说的“抵抗派”执行。然而，当相关行动引发地缘政治反弹或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时，签字并走向前台接受质询的却总是佩泽希齐扬政府。
●昔日的汪JW与今日的佩泽希齐扬，均是在内外巨大政治压力下试图通过对敌人的进一步妥协、投降来保全自身
伊朗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曾明确表示美国完全不可信任，而佩泽希齐扬代表的伊朗“投降派”却一直试图寻求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渠道。
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持续制造事端，引发卡塔尔、土耳其和埃及的强烈谴责，美以此举实为对伊朗决策层真实红线的反复测试。在此背景下，佩泽希齐扬表现出的“妥协性”态究竟代表个人、政府还是最高精神领袖，尤其是后者，存在重大疑问。
若关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警告佩泽希齐扬的消息属实，则表明伊朗内部分裂已经严重到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说，上述媒体报道的消息和该消息要么是美国刻意造谣，以此制造的心理攻势；要么是伊朗内部的矛盾的确激化如此，被“投降派”有意泄露。若是后者，伊朗内部问题则更为严峻。
在东方时事解读的观察与评估中，如果伊朗“抵抗派”真的有意泄露此事，在进一步公开曝光伊朗存在内部尖锐矛盾之余，显然是在“呼救”——既是对国内支持者的“呼救”（注，佩泽希齐杨政府毕竟是伊朗合法民选政府，伊朗“投降派”在伊朗国内也有相当代表性），也是在向美国（西方）“呼救”。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局面与历史上汪JW在越南发表“艳电”的做法有相似之处。
1938年12月29日，素有GMD“二号政治人物”的汪JW公然叛国投敌，在越南发表媚日“艳电”，公开向军国主义日本投降，违背自己曾做出的“永不为汉奸”的诺言，成为一名可耻的汉奸！所谓“艳电”，指的是汪JW的“投降声明”是通过电报形式发送的。按照当时电报发布规程，发电日期使用韵母表上的字来代替，而1938年12月29日正好是韵母表上的“艳”日，因此这封电报被称为“艳电”。
不难看出，昔日的汪JW与今日的佩泽希齐扬，均是在内外巨大政治压力下对内、对外发出所谓“呼救”的，即，在深知投敌叛国必被千夫所指、万世唾弃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对敌人的进一步妥协、投降来保全自身。
●在特朗普政府做出“战术性妥协”后，伊朗决策层的“本色”更加清晰地显现在方方面面面前——仍然是那个“妥协的不彻底，抵抗的不坚决”的伊朗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当前决策机制的混乱还体现在权力分散与执行不力的矛盾上。尽管伊朗已将军事权力分散至三十二个省，但各地并未形成一致力量，反而呈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这种状态下，即便“抵抗派”有意坚决应对外部挑衅，也不易形成统一高效的行动，反而意味着伊朗爆发内战的风险急剧上升。
在我们看来，现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作为伊朗决策核心，理论上应居中协调，但其角色定位却日益模糊，甚至给外界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老哈梅内伊上身”的感觉。此前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曾公开表示，原本不想与美国谈判的，而自己之所以同意去谈，是因为佩泽希齐杨政府想要谈判。这种描述想必大家听了并不陌生，已故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就经常使用这种话术为自己实为“妥协派”遮羞、甩锅、推责。
如果后续有消息予以证明，则伊朗向战前状态回归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进一步做实此前我们就目前的伊朗依然是此前的那个“妥协的不彻底，抵抗的不坚决”的伊朗相关评估。也就是说，在特朗普政府微调对伊政策，也就是做出“战术性妥协”后，伊朗决策层的“本色”更加清晰地显现在海湾地区国家、中东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面前，这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在这种内外交困、上下失序的巨大压力下，伊朗极易做出进一步妥协、退让，比如，实质性放弃以波斯湾通航问题为代表的“打打谈谈，以打促谈”阶段的主导权。
●中俄关系、中伊关系复杂微妙，绝不是简单的“帮俄罗斯”“帮伊朗”“唇亡齿寒”所能概括的
面对俄罗斯与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可能出现的剧烈摇摆，中国需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
对伊朗的战略应限于“力所能及”层面，或者说，伊朗抵抗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战略策应就到什么程度。比如，打通“巴基斯坦通道”“中亚通道”等后勤补给线，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撑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将美伊战争或俄乌战争转化为中国自身的战争。
俄罗斯方面一直试图与中国深度结盟，比如，和CX那种军事同盟关系，进而将俄乌战争变成中国的战争。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伊朗内部都存在将自身困境归咎于中国未全力支持的声音。以俄罗斯为例，甚至有俄方人士甚至公开指责中国未坚决支持俄罗斯打赢乌克兰，将战场僵持归罪于中方。此类态度无助于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反而暴露出俄方决策层在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的不成熟。
中国最佳策略是根据事态发展灵活应对，坚持“事情到哪一步就说什么话”的原则，既不主动引领伊朗抵抗派，也不盲目介入地区冲突。有网友曾问及中国为何不主动引领伊朗抵抗派，结合当前伊朗内部矛盾暴露的现实，便可知强行引领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陷入被动。委内瑞拉等地因距离遥远，中国不会出手；伊朗虽在战略要冲，中国亦只提供有限度支持。当前局势异常复杂，绝非简单“帮俄罗斯”“帮伊朗”“唇亡齿寒”所能概括的。中国唯有保持战略主动，避免将外部冲突内化为自身负担，根据实力与利益精确界定介入边界，方能处于最有利地位，妥善应对这一异常复杂的国际变局。
类比“武昌工程营意外走火”，建议伊朗“抵抗派”中的骨干力量果断提前行动！
【讨论摘要】
●“和平委员会”的变脸是对伊朗决策层在美伊备忘录问题上到底持何种态度的又一次带有明显挑衅性的尝试
本节内容对上节关于波斯湾局势的相关讨论做一个补充。
我们说特朗普政府施展“战术性妥协”的意图，除了进一步激化伊朗内部矛盾，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伊朗外，也在于激化以色列内部矛盾，目的在于更为有效地掌控以色列这枚当前阶段在华尔街控制下高效运行的“棋子”。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按照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在“和平委员会”上周公布方案中，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同步、分阶段进行。该委员会3日起初在声明中说，以军将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后“完全”撤至“黄线”外，这意味着撤军可以与解除武装同步进行。然而，几分钟后，声明措辞被修改，“完全”一词消失，意味着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也就是说，“和平委员会”改口，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再撤军。
在我们看来，“和平委员会”的变脸是对伊朗决策层在美伊备忘录问题上到底持何种态度的又一次带有明显挑衅性的尝试，即：继续为以军赖在加沙地带寻找借口，实际上破坏了备忘录第一条的规定。
●印度商船遇袭事件，若并非胡塞武装所为，则很有可能是西方邪恶势力测试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的阴险伎俩
在继续展开讨论前，看来另一则媒体报道。
8月4日，据相关媒体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水道部长索诺瓦尔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一艘印度商船在也门荷台达港以南的红海海域沉没，船上所有船员包括13名印度籍船员被也门海岸警卫队救起并送往摩卡港。
在我们看来，印度籍商船在红海海域遭遇袭击一事存在诸多疑点。从常理判断，胡塞武装在此阶段袭击印度船只缺乏明确必要性，该事件的发生显得颇为反常。
此前围绕波斯湾局势的相关讨论中，我们曾给出过一种推测：若伊朗为争夺航运主导权而指定特定航线，美方可能通过在该航线布设水雷并引爆，进而指责伊朗所指定航线不安全，以此抹黑伊朗。西方邪恶势力在反人类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底线，这种下三烂的事情他们做得出。
如果我们将这一推测“拷贝”到红海局势中，当前以色列已在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等地采取行动，尚未对胡塞武装动手。所以，印度商船遇袭事件，若并非胡塞武装所为，则很有可能是西方邪恶势力测试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的阴险伎俩。
由于该事件缺乏明确责任方，是较为容易演变为“无头案”的，但其最终结果可能将导致红海地区安全形势恶化，无论胡塞武装是否实际参与拦截，该海域的航运安全都将受到质疑。此类安全问题的根源并非伊朗是否应将“战线”扩展至红海，而是该地区本身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与各类潜在危险。
●激化伊朗与胡塞武装矛盾的战略目的，在于进一步瓦解“什叶派抵抗之弧”与伊朗之间的联系
上述外部压力直接传导至伊朗决策层。也就是说，胡塞武装在面临对方不断升级的压力测试时，需与伊朗决策层或抵抗派势力共同研判是否在红海方向开辟第三条战线。若当前时机不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伊朗方面将陷入犹豫；若时机成熟，则此类测试便不会选择当前节点加以实施。
因此，该测试大概率表明，当前时期并非伊朗在红海开辟战线的最佳时机，某种意义上说，在客观上这构成了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某种潜在矛盾——胡塞武装直接承压，而伊朗仅为间接承压。以色列方面可能进一步利用悬挂印度国旗但运载与以色列相关货物的船只进行测试，若伊朗决策层阻止胡塞武装实施打击，而胡塞武装此前已将拦截与以色列相关船只作为其“红线”，则双方之间的矛盾或将就此尖锐化、公开化。
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激化伊朗与胡塞武装矛盾的战略目的，在于进一步瓦解“什叶派抵抗之弧”与伊朗之间的联系，这显然是进一步政治孤立伊朗计划的一部分。在类似这样孤立措施的打击下，如果伊朗因决策层无法有效决策而进一步退回战前那种“妥协的不彻底，抵抗的不坚决”的状态，沙特等海湾地区国家将被迫选择依附美国以获取航道通行权，届时，在客观效果上，红海及波斯湾通航主导权也就落入美国掌控之中。
●对于伊朗“抵抗派”而言，若内部矛盾已激化至类似“走火”的程度，继续等待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贻误战机，故而应考虑果断行动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伊朗内部矛盾已呈公开化态势。有关伊朗决策层人事变动的传闻若属实，则意味着伊朗内部已处于高度分裂状态，某种意义上说，距离全面爆发内乱、内战、甚至国家分裂仅一步之遥。
截至目前，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未对相关传闻作出公开表态，相关澄清多由涉事方，也就是佩泽希齐杨政府自行作出，而此类所谓“澄清”至少在客观上反而可能加剧伊朗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公开化。
在我们看来，对伊朗“抵抗派”而言，其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伊朗国家民族前途遭遇如此重大战略风险、甚至用“国难”形容都毫不为过之际，应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伊朗内部矛盾继续发酵，避免伊朗国家与人民利益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比如，伊朗爆发内战。
从中国历史经验角度来观察，建议伊朗“抵抗派”参考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起义。
当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因意外走火事件被迫提前行动，熊秉坤等率先发难，最终推翻了Q王朝的统治。尽管关于具体打响第一枪的人选（注，熊秉坤或士兵程正瀛）存在不同学术观点，但“意外走火导致提前行动”的历史事实表明，在局势已暴露、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行动是有可能改变整体局面走向的。
对于伊朗“抵抗派”而言，若内部矛盾已激化至类似“走火”的程度，继续等待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贻误战机，故而应考虑果断行动，比如，全面彻底封锁波斯湾（注，公开宣布通过大规模布设水雷，以“不可逆”的趋势封锁波斯湾至少半年，制造不受华尔街控制的单边市场预期），将战略压力直接甩给华尔街来扭转被动局面。
●若伊朗“抵抗派”采取果断反击行动，华尔街很可能继续采取冒险行动，比如，试图全面策应伊朗“投降派”以扑灭抵抗势力
再次提醒伊朗决策层、尤其是伊朗“抵抗派”，特朗普政府的“战术性妥协”非真正的退让，而是具有明确战术、甚至战略意图的战术性姿态，类似“欲擒故纵”“钓鱼执法”“引蛇出洞”等。其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全面激化伊朗内部矛盾，若开篇提及的相关人、事的传闻属实，则表明特朗普政府的“战术性妥协”手段已取得相当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某种意义上说，在美国内部恶斗持续且不断升级的基础上，为国际局势后续发展增添新的不可预测因素。伊朗内部政治斗争的走向不仅将影响伊朗自己的国运，亦可能反作用于美国内部恶斗的后续发展以及相关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制定。
若伊朗“抵抗派”采取果断反击行动，例如，公开宣布通过大规模布设水雷，以“不可逆”的趋势封锁波斯湾至少半年，制造不受华尔街控制的单边市场预期，将迫使华尔街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华尔街很可能继续采取冒险行动，比如，试图全面策应伊朗“投降派”以扑灭抵抗势力。当然，这只是站在华尔街角度的盘算，客观评估，此类行为成功的可能性未必很高，毕竟国际社会不会对此坐视不管！
●国际社会千万不要忽视伊朗“投降派”在外部势力的策应下对内嵌“两个特点”的国际社会力推的“新中东多边安全框架”起到的潜在破坏性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东方时事解读看来，不排除相关方面可能被迫回到谈判妥协路径，比如，通过阿曼与伊朗等渠道就地区航运安全达成新安排的可能性。在这一框架下，可由阿曼与伊朗作为切入点，就波斯湾航运管理展开谈判，进而扩展为海湾国家乃至中东国家共同参与的红海与波斯湾统一管理机制，实现什叶派与逊尼派分别管理或中东多国共同管理的割据，从而排除外部势力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盘踞。
在我们看来，沙特等地区国家将可能跟进支持此类安排，因为这符合其根本利益。面对这一最为凶残、狡诈且实力强大的对手，在战略上保持藐视的同时，必须在战术上予以高度重视，审慎应对其通过拉拢、欺骗等手段制造的各类复杂局面。其中千万不要忽视伊朗“投降派”在外部势力的策应下对内嵌“两个特点”的国际社会力推的“新中东多边安全框架”起到的潜在破坏性作用。
注:上面文字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或有遗漏与错误。仅供参考!阅读中如有疑问，请以相关音频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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